科学发展观与增强社会慈善意识

                            

   一、慈善是科学发展观应有之义


  科学发展观已成为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慈善理念会启发我们咀嚼生命真谛,感悟科学发展观的广阔天地。慈善是一种非权力性的社会意识,也表现为对个人自身和谐、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一种理解和把握,并以一种高尚的价值选择、价值判断来提升我们的心智,美化我们的心灵,充实我们生命的实质,乃至进入至善的境界。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是指人民大众,“本”是指发展的根本宗旨。胡锦涛同志对科学发展观作了扼要而全面的论说。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古贤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于实现我国的科学发展,慈善会使我们绝对地在基础上力行,在基础上扎根,在基础上开花结果。慈善就是提倡各行各业的人(包括政府官员)真诚地服务,老实地服务,全身心地服务,争做人师,争做世范。如医务工作者要当白衣天使,教师要当灵魂工程师,官员要当廉吏,商贾要当儒商。这样的服务就是“与乐”和“拔苦”。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倘若各行各业的人虽有一技之长,但缺少慈悲情怀,自视为专家,但工作不认真,只图私利,这样的人只能如一位哲人所说,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这样的人越多,合作越困难,冲突也越多。和谐的社会应是由和谐发展的人组成的。对于身心和谐的人来说,慈善是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所以他们能堪为人师和世范,以自己的良好的服务滋润着大家的心田。这比捐款更重要,但又是与捐赠并行不悖。慈善理念一旦进入社会和经济生活,将会以很低的成本,有效地规范社会。没有慈善和美德,任何一种自由公民的社会都无法长期地维持下去。有一串数字可以使我们从反面认识慈善就是服务的重要性。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从1993年至2004年,全国的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从8700起增至近7万起,涉及人数从70万人增至300多万人。而以工人和农民为主的维权性事件约占全部社会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而他们诉诸的对象往往是基层政府机关或者个别的国家工作人员。其行动方式也经常突破法定的限度。现代社会的功利取向使得许多人只重视看得见的东西,诸如权、钱、明星等,而对无形的东西,如人格修养、道德自律、仁爱慈悲等,却往往视若罔闻。慈善理念则会使人们的心态由浮躁归于平静,由多欲归于淡泊,由郁闷归于豁达,由迷茫归于清醒。另一方面,慈善救助起的是社会调节的作用,使社会趋于相对的公平合理。经济学家将社会分配为三个层次。资本增值、市场交易、劳动所得等属于第一次分配。在第一次分配中只强调收入是否正当,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按时纳税等,而不关注收入的差距。因此有人年薪达数百万元,有人则菲薄得很。第二次分配是社会保障,是用税收支撑,让人们相对地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责任,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等,而主要不是逢年过节给困难户“送温暖”。在这方面,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主要的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尊重那规范和调节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公共规则”,尊重法律,尊重公民权利,能垂范于世,则是民之大幸。慈善事业属于第三次分配。在我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初步阶段。同美国相比较,中美人均慈善捐款相差7300多倍。美国的比尔·盖茨的捐赠部分用于贫穷国家对抗疾病的项目上。据统计,在非洲,他捐献的疫苗挽救了大约30万生命,在未来10年拯救的生命将达到数百万人。在我国,有多少人期盼享有更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啊!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一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平衡的社会。因此,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我们也要勇猛精进,使社会慈善事业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慈善与人文精神相得益彰

  讲科学发展观,就要讲价值观、讲人文精神。科学发展观必须是能促进全面、持续和可协调的发展,促进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共同富裕,真正构建起和谐社会。当前我们就是以公平正义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慈善理念代表了人类心灵深处那种渴望公平正义的精神理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从一代又一代的伟大思想家那里汲取精神理想的活水。慈善是最关乎社会公理与人类命运的问题,总是追求和捍卫思想和行为的纯真人性。慈善理念像一股清泉滋润中华民族的精神。它总是力求把握和探索人类的命脉,屹立于天地之间,视权势利禄为身外之物,视无道德、无慈悲心的人为没有灵魂的躯壳,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而彪炳千古。
  其实,慈善理念就是人文精神,许多人都是以此来滋养自己的健全人格。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关键在培养健全人格。人是社会产物,因此社会的缺陷必然带来人性的弱点,比如,私有制是人性自私的社会根源。柏拉图曾说,人性的缺陷似乎责任在人,但实质上根本在社会。有缺陷的社会产生有缺陷的人,有缺陷的个人构成了有缺陷的社会。这样,自私贪婪、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不断碰撞,争夺有限资源的斗争有时付诸武力。大工业不仅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金钱万能”也日益销蚀人们赖以维持的价值观念。这使许多仁人志士奋起,呼唤人性复归,进行人文精神的教化,弘扬慈善理念。俗话说:“钟不打不鸣,人不劝不善。”钟不自鸣。许多人天生有怜悯心,有善心,有善念,但若无人劝勉,有所启发,就难以保持,乃至被恶念所取代。西方文学中常说人身上既有天使,亦有魔鬼。这大概是西方人从生活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
  慈善理念与人文精神是一,不是二,是相得益彰的。在中国,在精神高峰上看,慈善是以人的真诚相待为宗旨的,即是儒家的“仁”、“恕”等原则;是道家的减损欲望、顺应自然、回归人的内在本性等原则;是佛家关于众生平等,对人以外的任何物种、生命和环境都应注入人性化的精神,给予人性化的思考和关怀的原则。在西方,是把人当主体,不应对权力依赖,丧失独立人格,不能对金钱和物质财富依赖,成为物的奴隶,或为物而存在的人,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有尊严的精神存在,不可以被当作手段使用,应作为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一个人怀有这样做人的尊严感,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态度,而诚信是以彼此共有的人的尊严之意识为基础的。这是一种价值取向,即尊重人及其价值,乃至终极关怀。而对于社会上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不尊重人和人以外的物种、生命和环境的现象进行反思和超越,会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人人都有欲望。欲望不只是肉欲。精神追求也是一种欲望。无论是弘扬慈善理念,抑或发扬人文来神,其实质就是建立价值体系,在人们面前树立美好的或崇高的欲望追求,以调动某些欲望,抑制某些欲望,对某些不健康的欲望能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否定和克服。西方文明中的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中国古代哲学对“伪诈”的批判,对于“吾日三省吾身”的强调,都是为了度恶修善,并获得一种深层的文化意识,即一个人只有作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能感悟自己的生命意义,关怀有一种对集体、对社会的归宿感。虽然这个世界有贫富,有强弱,但我们要牢记,永远不要凌辱,不要欺负,不要无视他人的存在和尊严。这样会增强对慈善理念的认同和对慈善事业的亲合力,内在为一种悲天悯人的襟怀,并落实在推己及人的行动上,铸成自己的慈善实践主体和人文人格。有了个体的身心和谐,也就真正有了精神家园。西方人讲“公正”,东方人讲“义”;西方人讲“博爱”,东方人讲“仁爱”、“慈悲”,实际上都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1884年,恩格斯在论述“未来联合体”时写道:古代的联合体都将“意识形态的附带目的”“奉为神圣”,“只有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才是完全清醒和务实的,然而是庸俗的。”“未来的联合体将后者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对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系结合起来,并且这样才达到自己的目的,”恩格斯的论述犹如空谷足音,赓续绵远。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和慈善理念正是对恩格斯所说的“未来联合体”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诚然,我们没有见到这种“未来联合体”的现实存在。所谓信仰,指在没有充分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前提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认同的心理状态。我们的先辈信仰这种“未来联合体”,信仰“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当今,科学发展观就是导向这种“未来联合体”的一个发展过程,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

三、慈善事业的迅猛提升有赖于社会的科学发展

  慈善理念与慈善事业是两个概念,前者谈的是理,是人文精神,后者谈的是事,是具体的善心捐助,但两者相依为命,不能须臾离之。科学发展观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力求让宪法规定的人权真正地、充分地实现,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一个发展过程,其中重要的是,要求人的素质有大的提高,人人注重自身和谐,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处理好各种矛盾关系,包括贫富关系,既重视效率,也强调公平正义。而大工业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两大弊病即生态问题和心态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慈善事业的迅猛成长依赖于社会改造所提供的优良环境。人的素质不普遍地提高,慈善事业是会举步维艰的。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说过:科学是一把钥匙,它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人下地狱,关键看什么人掌握它。这位科学家是在强调科学的“品德”、科学家的“为人”时说这番话的。缺少品德的人很容易走向歧路。1935年,爱因斯坦悼念玛丽·居里夫人时对她一生作的评价是:“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权力使用亦然。倘若为官者清廉,以权力来为民谋福利,真诚治理环境,则万民同庆;倘若为官者滥用权力,腐败堕落,乃至上行下效,就会污染整个社会。财富也是如此。使用财富需要品德和智慧。据报载,有的大款花数十万元,买颗荔枝王送岳母尝鲜;数十万元去买个桃子给母亲祝寿;吃一只大闸蟹用去十八万元;买一只宠物犬要二十至三十万元;成都一桌人参宴席要价500万元。这些人一掷千金,但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学者塞缪尔曾说:“即使把一个心灵最为高尚的哲学家放在一个日常生活极不方便、道德沦丧的恶劣环境中,他也会变得麻木不仁,凶残无耻,……在一个野蛮、贫困和骯脏的环境中,要想培养一个心地善良、纯洁和品德高尚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慈善事业的大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特别是人际环境。人性归根到底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是在社会历史中生成、积淀和发展的。它是一种过程性存在。科学发展观正是改造社会的理论,旨在为人性发展、完善提供良好环境,与其同时,慈善理念和人文精神则能减少当前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利化,使人们能具有超越人性本能的控制力、约束力。慈善理念和人文精神是通过行为者对良知的感悟而对其行为方式发生影响。一个人所信奉的慈善观念越高尚,他的慈善意识越强烈,他的行为就体现出自律境界,一心追求公共利益,做善事,绝不做恶事。一个人有两种生命,一为肉体生命,一为慧命。单有肉体生命,则只会按生物本能去追求肉欲,沉溺声色犬马。近年来揭发出来的高官“腐败情妇链”就是一例。人一旦有了慧命,一种由道德、慈善和人文精神培育出来的生命,就会不在乎过眼烟云,相信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天下苍生,如宋代大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一些著名科学家认为,二十一世纪工程师至少要回答四个问题:1.会不会做,这是技术的要求,也是最起码的要求;2.值不值得做,这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要求;3.可不可以做,这是社会学和法律学的要求;4.应不应该做,这是伦理学与生态环境的要求。这其实也是对所有官、民的要求。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当下不是有许多人无视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真善美的文化吗?这是意义世界的失落。这集中体现在对物质、功利、享乐的崇拜,对精神哲思的漠视。
  慈善的力量能批判、匡正和克制人性的缺陷,并依据一定历史条件为人性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正确的导向。但慈善教化不是万能的。还需要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健全。我们需要慈善教化,使人愿意做善事。慈善来自智慧,来自高贵的灵魂,而此智慧和灵魂则依傍在深刻的思想里。需要健全制度,使人不能去违法贪污;要有严密的监督,使人不敢去违法。可喜的是,由科学发展观引路,我国的改革事业正进入深化阶段,慈善事业也将蓄势待发,高歌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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